邓宝珊，1894年11月10日在甘肃省秦州直隶州出生（今甘肃省天水市）。父亲邓尚贤，原本是一位穷书生，后改习商，家道小康。他童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在哥嫂的抚养下生活。由于家庭经济日现拮据，只好辍学到兰州谋生，在父亲的朋友、回族人士马尊义所办的“骏川成”水烟厂当学徒，1909年夏，新疆伊犁新军在兰州招募新兵，邓宝珊报名应募。当时，他尚不满十六岁，不够应募年龄，然而身材魁梧，脸上早已显露老成之气。招募者一看，确信他已成年，遂准入伍。

伊犁起义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行军生活，邓宝珊来到了伊犁，编入新军标统杨缵绪部，不久被指定为士兵中的司书。从此，他业余拜师，发奋读书。后来在长期繁忙的戎马生活中，他也从不废读，琴棋书画无所不学。

1910年，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甘肃人）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同年7月加入了同盟会。革命军与清军协统王佩兰的部队在伊犁以东精河、沙泉子一带展开了激战。邓宝珊属右翼攻击部队，战斗中指挥官不幸阵亡，邓当即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守住了阵地。此时，杨缵绪前来督战，邓建议采取包抄敌人左翼后路。杨首肯后，即令他率部迂回到敌人后方实行突袭，邓宝珊等从侧背直冲到敌人指挥车跟前，使敌阵脚大乱，后方动摇，一举击溃敌军。此役结束，邓宝珊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调升为参谋。后来，原清政府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杨阴险毒辣，千方百计分化和镇压伊犁革命力量，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惨遭杀害。邓宝珊也上了缉捕名单。他感到在伊犁已势难立足，遂潜赴宁远，设法从沙俄领事馆取得护照，经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靖国军

1916年5月，邓宝珊在陕南镇守使陈树藩部胡景翼团任连长，陈树藩是一个投机野心家，借“逐陆反袁”的声浪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就通电取消了陕西独立，不久又投靠了北洋军阀的新头目段祺瑞。陕西进步力量发动了“反段倒陈”运动。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陕西民党起而响应，1918年1月，邓宝珊与董振武协助张义安在陕西三原起义，一举消灭了陈树藩所属曾继贤旅的一个团（团长严锡龙）。这次起义导致了陕西多方反陈力量的联合，为陕西靖国军的护法斗争趋向统一创造了条件。1月27日，曹世英、胡景翼先后由耀县、富平到三原，共组陕西靖国军，分任左、右翼总司令，发出檄文讨陈。5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潜回陕西，抵达三原。8月，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统一改编各部为六路，邓宝珊隶属于胡景翼的第四路，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

1921年11月，胡景翼接受北洋政府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任邓宝珊为该师岳维峻旅二团团长。邓宝珊不同意胡接受改编，1922年夏初，邓宝珊曾派人向孙中山反映陕西靖国军情况。孙中山致函邓宝珊，批评胡的行动是“受奸人蒙蔽”，向他“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

国民军

1922年4月底，直奉战争爆发。胡景翼奉命率部出潼关，与冯玉祥部协同，5月在郑州附近大战河南军阀赵倜军。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胡部李纪才、弓富魁的两个团攻破敌阵。此后，邓随胡景翼驻军安阳、邢台一带。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为胡联系冯、孙。10月19日，他前往滦平与冯会商，议决了秘密班师回京日期，将部队定名为国民军，冯玉祥后来在其《我的生活》一书中是这样记叙此事的：“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曾（胡景翼字，又作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10月22日，当直、奉双方战斗正酣之时，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当晚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在中南海延庆楼内。次日，冯、胡、孙三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他们的反戈，导致直系失败。战后，邓宝珊因促成冯、胡、孙联合组建国民军有贡献，升任国民二军二师一旅旅长、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参与了联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有关事宜。

1924年底，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进行活动。从此，邓宝珊受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1925年春，随胡景翼到河南，任右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击溃憨玉琨部。此后驻防陕县。他开办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聘用了三名苏联顾问。李大钊派邓的同乡、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邓部工作，被邓委以秘书长。8月，邓率部北上与奉军作战，占保定，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邓部参加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会战天津李景林之役。当时，在李大钊策动下，邓宝珊在马厂附近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宣称“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在攻占马厂的战斗中，邓任总指挥，率第二军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一旅，并高桂滋的一个团，会同三军一部，攻占该地。接着，配合孙连仲的第一军，从南路夹攻杨柳青。

国民军迫使奉系李景林放弃天津，由海路遁逃山东。邓宝珊在作战中负伤，战后被任命为直隶军务帮办。

1926年1月，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邓宝珊随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与吴佩孚军作战，败于驻马店后，率部队西退洛阳。3月6日，第二军主力在洛阳被豫西红枪会围攻溃散。他间道返回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了原留在陕西的第二军余部——以及豫西败退归来的官兵，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内蒙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与国民军其他将领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国民军联军宣告成立。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了部、厅、局的领导职务。不论是民政、教育，还是军事，他和于右任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干部学校，即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学校领导。邓小平时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陕西中共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子洲任中山学院副院长。邓宝珊对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的合作和支持，与在国民军联军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3月，经他和其夫人张玉燕介绍，刘伯坚与西安进步学生王叔振结婚。刘被迫离开国民联军后，其家属一直由邓掩护和供养，直到中共派人接走为止。

西北军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所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邓宝珊任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奉命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5月下旬到达河南，按原计划与武汉北伐军会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联合发表通电反共。冯还为蒋与汪精卫合作穿针引线。不久，五军所在的南路军指挥岳维峻率部投靠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带领本部撤至驻马店。后因形势所迫，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暂住，经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

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了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不论相识与否，都尽力加以掩护和帮助。同年五六月间，刘伯承在四川发动“顺泸起义”受挫后，辗转来到西安，一行人只剩下两块钱路费。当时，邓与刘伯承不认识，却立即叫秘书长葛霁云设法转去六百银元，又开具通行证明，帮助刘伯承等人摆脱了困厄，顺利经武汉，转往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全国解放后，刘伯承见到邓宝珊时还提及此事，表示感谢。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邀邓宝珊回河南，派往许昌协助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樊在作战中被飞机炸死，邓接任总司令。10月，冯、阎讨蒋失败，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哗变投蒋，并挟持邓宝珊由许昌南行，准备押解给蒋介石，邓途中寻机脱身，匿住在河南的原国民军部队中。11月，邓去上海法租界“蛰居”。

在上海，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1931年，中共中央军委派刘仲华向邓宝珊了解吉鸿昌的情况，并经邓介绍，与吉鸿昌取得了联系。这时，邓宝珊还与从事反蒋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有联系。同年，刘伯坚从国外回来，先抵上海，邓宝珊偕于右任与他秘密会面。刘伯坚牺牲前回忆此事说，当时“邓对我表同情，说我做的事情太早”。邓宝珊的活动，受当时蒋介石特务的注意，他们勾结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邓宝珊，并企图引渡南京处置，后由于友人、家属奔走，请女律师郑毓秀出面保释，方得脱险。

主政甘肃

“九一八事变”后，经于右任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准备西迁洛阳。邓宝珊与杨虎城等被任命为洛阳的“陪都委员”。当时，甘肃地方军与入甘的杨虎城陕军孙蔚如部矛盾尖锐。邓是甘肃籍的陕军将领，又通达稳练，故杨虎城力荐他入甘调解，安定局面。2月，国民党中央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主管军事。3月，邵、邓联袂到兰州。这时，甘肃的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数年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邓宝珊决计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任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悉力整编省内武装，协调与青海马麟的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并与邵力子合作，整顿省政。邵、邓从这时起，建立了友谊关系。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邓暂时代理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抚流亡人口。当时，邵力子、于右任曾大力保荐邓正式为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对邓疑惧犹深，未允。1935年，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所辖仅两个旅，即新十旅和新十一旅，人们讥称为“新半军”。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努力。邓宝珊受此感召，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恳劝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又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晤谈。这时，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内，他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采取消极、敷衍态度。红军攻占会宁后，朱绍良曾命令新十一旅殊死反攻，他婉转向朱说明，即使牺牲这个旅也无济于事，朱只好同意撤退。

“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赞同张、杨义举，他应处境艰难的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相商善后之策。在西安，他根据中共中央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他认为蒋介石除杨的决心已下，而杨进行武力抵抗又不可能，且牵动大局，经与杨磋商，决定自己出面见蒋，为杨斡旋，由蒋给杨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到南京见蒋介石时，他从容地对蒋说：“此次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之，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会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接着，他又主动提出东北军、西北军整编问题，陈述了杨的要求。第二天，蒋邀邓吃便饭，席间答应让杨虎城出国。6月，他在上海将杨虎城、杨明轩、宋绮云等人送上了轮船，才放心地转回西安、兰州。

边区司令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驻甘肃的新一军第一六五师（鲁大昌）和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高双成），合编成第二十一军团，任邓宝珊为军团长，驻防榆林，在平绥线西段侧翼抗击日军西侵；同时也有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意图。邓以抗日目的可达，欣然赴任，自己先带参谋长俞方臬及译电员经西安飞往榆林。部队以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向陕北开拔。但在途中，蒋介石突令尚在甘肃的一六五师和新十旅停止前进，分别并给了胡宗南和朱绍良，他在榆林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当时，他指挥的范围包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在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到神木县贺家川一线的河防部队。初到榆林，他即派人与陈奇涵司令员商谈协防事宜。接着，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到榆林，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1938年春后，他一直派有兵力驻鱼河堡，叮嘱带队军官的任务是：“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1941年2月，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令邓派兵协助陕西保安十三团，给其阎家寨子部队“送粮”，意在制造摩擦。他看破了这点，复电说：“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多里，在我无足轻重，派兵送粮，定要与友军起衅，影响国共团结，不如将部队撤出。”拒绝执行命令。整个抗战期间，邓与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睦邻关系。

邓宝珊还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同志晤谈。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乘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曾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6月，当蒋介石电令邓绕道宁夏去重庆时；他有意经过延安，并留住二十多天。他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热情接待，相互彻夜长谈。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化的前夜，法西斯快要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在谈到胡宗南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时，毛主席指出，胡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其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这对坚定邓团结抗日的信念，起了重大作用。7月，邓经过西安时，适遇周恩来、林彪。当周恩来前往访问他时，邓传命谢绝一切客人，认真倾听了周恩来的谈话。这次谈话使邓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建国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到重庆后，看到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感到忧虑，在最后一次见蒋介石时，斗胆向蒋忠告：“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这使蒋介石内心十分震怒，放弃了调任邓宝珊为甘肃省主席的打算。同年秋，回榆林再经过延安时，毛泽东等对他此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至为赞扬。邓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并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时说：“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在毛泽东、周恩来住处赠了一首诗给邓宝珊，诗曰：“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榆林守卫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2月，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二中全会。会后，他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漩涡。由于胡宗南再三催促，他才返回榆林。不久，所部曹又参旅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将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两个团，在1947年4月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众多的特务，对邓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来榆林见邓，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他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从战略需要进攻榆林。当时，邓宝珊因还在起义问题上徘徊，故仍仓促应战。8月12日，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星夜兼程援榆，人民解放军撤榆林之围，后来彭德怀又打了一次，还是没有成功，为此，邓很有意见，认为自己保境守土，没有惹起任何麻烦，为什么还要来打他，建国后，他还专门为这事责问过毛泽东。

北平钥匙

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国大”。邓宝珊不是代表，但他特意到南京去了解国民党内对时局的看法。目睹“选举”中的种种丑剧，邓感到心灰意冷。当于右任征求邓对自己竞选副总统一事的意见时，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他又“养病”三原家中。8月，冯钦哉衔命到三原，传达“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的意见，邀邓以“副总司令”的名义驻包头，舒彼后顾之忧。8 月17日，邓与冯钦哉飞榆林，25日飞北平，就“副总司令”职，晋升为上将（邓在国民军时期已晋上将衔，蒋介石时期任军职后一直为中将衔），在北平住了一个月。

12月，傅作义开始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经马占山建议，傅以邓宝珊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因此派“追云号”飞机把他接往北京，邓宝珊和傅作义经过反复商讨，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部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及应付之方。与此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接着，两人交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他表示蒋介石败局已定，自己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崔问他在榆林的部队怎么办？他认为，北平和平解放，自己起义后，榆林问题将迎刃而解。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前往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当天下午到达通县马各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次日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来到马各庄会见了他。他以为天津能守3个月做条件，做为全军加入解放军做为联军的条件，结果天津30个小时就失守了。经过三天谈判，达成了北平30万军队出城改编，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电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后，毛主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17日，他回北平向傅作义复命。正当和平协议付诸实行之前，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北平，企图以徐和傅、邓的私人关系，煽动傅部与人民解放军一战。但傅、邓决心已定，不为所动，由邓出面，促徐离北平，排除了和平起义的干扰。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的实施办法。邓宝珊有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事先安排周密，会议进行顺利。22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当天，他赴通县迎接人民解放军工作人员。接着，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叶剑英任主任。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和北平多次会见他，共商建国大计。国民党立即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傅作义、邓宝珊乘铁甲火车头前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完成了“九一九”绥远起义。此前，蒋介石又派徐永昌到绥远，企图阻止绥远起义。徐以“称病”为由，赖在包头不走。傅、邓相商后，由邓出面请徐吃饭，即席指出：“次辰（徐永昌字）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已让其武给你安排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感到形势已不可逆转，第二天就离包头飞广州。事后有人问何以不扣住徐永昌？邓说：“徐无起义觉悟，他奉命而来，要回去复命，是可以理解的。放走他，减少了起义阻力，也打消了一些人对起义的疑虑，于大局有利。”在绥远期间，邓宝珊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

新中国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邓和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1956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58年12月4日，民革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香凝、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邓宝珊、陈绍宽为副主席。

以后，邓宝珊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保持着友谊。每年到京开会，毛主席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以老朋友相待。五十、六十年代，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到兰州，都要亲自到邓宝珊家中去，和邓倾心畅谈，亲密无间。朱德同志到兰州，也和他亲切晤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宝珊也受到冲击，但在病中他还是深深怀念遭受迫害的老同志、老朋友。

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在这场浩劫中，已是古稀之年的邓宝珊时刻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到京后即入住解放军301医院接受治疗。后因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